一、活动时间

6月17日，星期五上午

二、活动地点

马克思主义学院207办公室

三、参加人员

纲要与概论教研室教师

四、原著名称

《大国之基》

五、主讲人

李文敏

六、主要内容

本次原著分享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这一中心议题，系统阐述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社会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及组织再造五个方面，透视了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作者主要观点

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农民也出现了巨大分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是要对已经得到较好发展的乡村和具备较好发展资源条件的乡村进行锦上添花式的建设，而是要着力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雪中送炭；显然不是要为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为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生产生活的保底条件。乡村振兴战略尤其不是也不能是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的政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蓄水池，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场化的。显然，乡村振兴上战略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主要内容概要

1．社会结构篇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第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庄熟人社会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富人群体，这个富人群体导致村庄社会结构出现极化效应，并因此对村庄治理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和2000年以后骤然加快的城市化，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第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层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面貌；第四，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留下农村获利机会，使农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结构位置却极为重要的“中坚农民”群体；第五，中西部农村农民进城本身具有很强的手段性，即城市获取就业机会与收入，而非完全进城生活；第六，中西部农村开放性结构，即农户收入越来越依靠城市务工经商收入，以及农户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就业；第七，当前中国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用农民宅基地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2．乡村建设篇

保底的乡村建设步骤：第一，应当将国家主要财政支农资源用于对大多数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农民的服务上，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用于也不可能 用于让他们在农村致富；第二，国家资源下乡一定要重点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补到农户了事；第三，一定要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组织制度的优势来适应农村生产力变化的形势，为农民提供最好的服务；第四，要注意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推广各种轻简便农业技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第五，要注意农村文化建设；第六，要善于利用各种制度创新来失去乡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七，国家要为农村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第八，要善于利用农村社会中既存组织资源进行建设；第九，要利用从村庄外出乡贤的力量搞建设；第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3．土地制度篇

为什么农村宅基地应当保留一定的资源冗余？第一，保留农民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能所有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并体面安居，而几乎必然会出现大量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进城失败的情况。一旦进城失败，他们就可以返回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在农村过熟人社会中的体面、安逸、悠闲的生活。正因进城失败可以返乡，中国才没有出现进城失败农民在城市的漂泊聚集的现象，也就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第二，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结构已深深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就嵌入到世界经济周期中。这样的经济周期一定会有周期性的风险，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大约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这就意味着两千万个农民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但是农民选择返乡，回到农村“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生活成本低即“多摆一双筷子”。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不会因为出现了经济或金融危机而造成社会危机、政治动荡。这正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中保持了高度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

4．乡村治理篇

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一个是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看，当前中国农村正发生巨大分化，不同地区的农村差异很大。大体来讲，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出，留在村庄的农民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农业虽然与传统封闭型农村也有差异，却仍然保持了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另外一种是农村劳动人口流入村庄，工业化程度很高，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自二、三产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业。这些农村已经成为沿海城市带的一部分，从农民收入、就业到农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都与传统农村有极大差异。某种意义上已接近城市或就是城市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口流出的农业型的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传统农村，一种是人口流入型的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主的城市化了的农村。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上级要求太高太具体，造成了全国农村基层组织普遍的空转与形式主义，导致了农村基层治理的严重内卷化。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对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事后追究。为保障治理有效。尤其是国家收入资源的有效使用，采取的办法是“防火“。针对基层治理实践中，想要保证国家输入农村资源的绝对安全，就可能极大地损失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如果完全信任村干部或村社会共同体，不加限制地输入资源，村干部就可能贪占滥用国家资源。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寻找平衡。一方面要对资源使用进行规范，一方面又必须给基层治理一定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允许基层治理有相当灵活的空间。一旦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个时候纪检监察机构就可以介入进去”救火“。

5．组织再造篇

乡村振兴是一个战略，非一个短时期的政策，乡村振兴的前提必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否则，将由国家直接面对亿万小农户，无论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国家也绝不可能完全满足地域极其广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农村发展需求。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有效办法是利用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科学设置集体土地的权利，使所有农民利益与土地联系起来，并造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从而重新激活村社集体，提高村社集体“算平衡账“的能力，真正将农民组织起来。

可以在两个层面将农民组织起来，是通过“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来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解农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困境。这两个层面分别是将所有农户提供集体层面的农业公共服务；第二个层面则重在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真正让农民成为建设其美好生活的主体。第一个层面，为农户提供农业公共服务，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共同生产和统一经营的问题。可以在五个方面回应农户的农业生产需求：其一，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地细碎化的问题。其二，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分离，土地经营权过于细碎以及地块过于分散的问题，由村社集体统一（有偿）收回外出打工者退回的土地经营权，再按本村社成员优先原则进行土地经营流转的招标，可以将（有偿）收回的土地承包权按便利生产原则进行整合，从而防止当前农地流转中的无序问题。其三，可以为农户提供统一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其四，可以为退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保留承包权，提供退出经营权的补偿，以及提供随时返回农村种地的保障。其五，不再种地农户退出的土地经营权为仍然留村种地农户提供了广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机会，从而孕育出一批村庄中的新”中坚农民“。

（三）精彩书摘：互助养老的构想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非亲即邻。村庄同时又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是村民获得意义感的场所。村庄还是农民共同生产与生活的场所，是人情往来的单位。任何一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悲惨处境都会在村庄引发舆论事件，引发心理反应。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在村庄生活的主要是老年人，村庄老年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一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占到整个老年人群体的80%，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的比例低于10%。

我们又知道，在当前农业机械化早已普及的情况下，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每年农忙时间最多也就两三个月，有大量农闲时间，他们可能利用农闲时间到附近务工，或经营副业。

传统时期乃至进入21世纪之前的所有时期，总体来讲，村庄都是封闭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而且出现了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家乡种田的情况。以农民家庭长期分离为特征的状态，使得传统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难以维系。因此，在当前时期，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就有了强烈需求，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具体来讲，在一个有250名老年人的农村，如果有200名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有15～20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则完全可能以村庄为单位，将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服务补贴，同时所提供服务的时间以“道德券”形式存入“时间银行”，待需要时可以将“道德券”从“时间银行”中提取出来获得相应照料。被照料的高龄老年人的子女承担一定服务费用，国家给互助养老一定的资金补贴。从而就可能在村庄形成多数低龄老年人照料少数高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而低龄老年人通过提供照料服务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和未来可用的“时间银行”道德券的双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