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能时代的技能形成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将劳动从传统形态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众多场域灵活、时间碎片化、管理虚拟化、人机协同化的劳动形态，并且在算法管理、用户体验、市场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创造了系统架构师、数字算法工程师、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师等高阶技能人才岗位。同时，建立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也催生了多种非正规、不稳定的新业态。他们属于零工经济的低端技能劳动力，规模大、即时性、熟练化、高竞争和流动性是其主要特征。

也就是说，从技能形成的角度看，智能时代的技术技能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一方面是整体技术技能分配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具体行业的产业转型对劳动技能需求的变化。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具有一定的技能偏向性发展的空间，也催生了“去技能化”的劳动岗位，技术与劳动呈现了替代和互补的关系。技能形成特征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

二、智能时代对职业教育的挑战

（一）打造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制度生态，完善职业教育技能形成的制度协调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部署。技能型社会是对应知识型社会或文凭社会的概念，是指整体社会要重新审视技能的价值并建立技能评估机制。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处理再分配的问题。《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升级应是一种技能友好和偏向型的发展逻辑，需要兼顾社会公平和技能劳动力的社会融入，促进社会分层的合理流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完善技能型社会的制度生态体系，从技能形成与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入手，在宏观制度体系下建构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在技能形成和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介入程度比较深。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投入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公办职业学校成为技能供给的主体，并培养了多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但在整体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冲突，比如市场化转型之后，国家强化自由劳动力市场制度弹性和制造业的长期技能积累之间、高校扩招政策的学历取向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导向之间、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工社会保护之间存在制度张力。在教育治理层面，职业教育管辖权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分割和央地协调的问题，并缺乏以行会和工会为基础的中间组织的技能考核与认证权。制度张力限制了职业教育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能形成中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要关注技能形成制度的协调与匹配问题，打造技能型社会发展的制度生态。职业教育要在成果转化和工业技术基础积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国家应用型科研发展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制度层面，在整体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要完善职业教育的院校制度、教育治理与财政制度、校企合作制度和社会培训制度，改革创新职业教育评价机制。

（二）完善技术技能型高校制度，中、高职和职教本科差异化发展，形成契合区域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下，职业教育要进一步融入“人工智能和产业转型”的经济主战场，将赋能转化为内在动力，培养具有“互联网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在知识体系和能力素质培养上，技术技能型高校的模式和特色更契合智能时代产业转型对技能升级的需求。职业本科院校是高校的一种类型，承担职业高等教育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命，聚焦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技术知识传递和技术技能培训，通过专业培养适应产业发展和通识性教育实现全面育人的目标。技术技能型高校主要培养科学应用型和生产管理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定位是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服务、技术应用创新等。 教师一般要具有丰富的产业和教学经验，重视科技的应用与转化，培养企业实操和技术创新型人才。

同时，技术技能型高校体现地方性和行业性，解决当地企业的技术问题，为区域发展服务。在科研上关注应用型科研，即理论、科学技术如何在现实中应用和改进。在各地企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中，我国部分区域产业重心开始转向电子电气、通信、医药、智能制造等行业，高附加值的技术用工增加，这需要完善技术技能型高校制度，培养技术应用创新型人才。所以，这类职业高等院校要明确自身定位和培养方向，提高技能培养层次，契合产业转型和技能升级的要求，培养地方行业产业和国家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改变我国高端技能人才短缺和错配问题。

（三）加强校企跨界合作和知识整合，提升职业院校应用型科研，助力产业升级与创新

《中国制造2025》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国家战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也在不断助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要形成技能偏向型的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建立技术与劳动的互补关系，促进我国的技术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环节联动发展，提高产业 创新能力。在网络经济和工业生产的智能化背景下，技术知识的转移是现阶段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关键，跨界整合的技能成为其重要的基础和支撑。新型技能人才需要具有复合型知识储备、跨界融合能力和反思创新精神，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综合素质，解决实际技术难题，协调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智能制造领域，转型创新需要工业技术和数字技术并举，建立系统性的知识模型，利用互联网、算法技术打造专业性、精细化、系统性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类型，其应用型科研主要基于技术实践的应用研究，依托高质量的校企合作，目的是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探索研究成果市场化的工艺、方案、材料和具体路径。同时，在服务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过程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在零工技能方面，高端的零工劳动者需要适应智能时代要求，提供个性化、咨询性、系统性的服务，具备复合型知识储备和反思创新能力，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资源提高统筹协调和人际互动的综合能力 和素质。职业教育的偏社会服务类专业需要加强知识的社会应用研究， 提高技能人才的综合人际协调能力和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智能时代产业的跨界融合趋势明显，不同岗位分工被打破，岗位间的交叉协作性增加，工作结构呈现出跨界、开放、交叉的态势。在智能制造方面，生产制造从刚性到柔性变化，制造技术技能需要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如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等。智能时代的技能升级是心智认知技能的增加，简单操作技能的减少。因此，职业教育要打破边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提高跨界合作和知识迁移的能力。在知识和技术层面，加强校企合作，积累与工作过程相关的实践性知识，将理论用于实践，从经验到知识，从知识到能力。职业院校在应用型科研和教学模式方面，需要超越学科边界，将理论与应用、学术与社会、专业性知识与通识性知识相结合，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跨界融合。

（四）提高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完善社会培训体系，实现教育与社会公平

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职业教育提高技能培养水平，促进教育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职业教育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应发挥主体作用，应鼓励职业教育发挥多元化功能，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完善社会技能培训体系，实现教育与社会公平。

职业院校具有社会培训的职能，比如不同区域和城市具有公共实训中心，整合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资源开展社会技能培训。职业院校需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并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社区服务的能力。在智能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案的变化下，大量低端技能工作岗位被替代。随着互联网在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和融合，技能劳动者大量涌入平台经济模式中，成为零工经济者，如外卖骑手、快递送货员等，他们被淹没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大数据算法逻辑中，面临技能替代和形成的危机。这种岗位的高度流动性和竞争性不利于整体技能供给质量的提升和劳动者的社会融入。一些研究也揭示了互联网平台中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技术控制对劳动者“去技术化”、“游戏化”、“身 心俱疲”、“情感控制”等。在数字化和智能化阶段，简单重复操作的技能岗位减少，智能技术创造的新岗位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平台经济的劳工也需要提升技术技能水平，把握生产过程的整体性，提高平台经济工作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机器换人”背景下，职业教育体系需要保持更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发挥其多元化的社会性职能。关注平台经济下劳工的技能教育和劳动保护，建立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技能劳动力的培训体系。平台经济的劳动者一般来自传统行业转型淘汰的低技能劳动力或者农民工群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他们很难在未来快速的工作变化中进行有意义的职场学习与技能转型提升。国家职业院校的百万扩招政策已经纳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采用全日制或弹性学制。未来还需继续探索完善低端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与职业支持体系，将平台经济劳工技能教育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发挥其社会公平调节器的作用。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劳动者平台经济工作的相关知识、技术运作、核心技能和工作伦理，这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形成技能社会的和谐劳动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信息来源：中国远程教育2022 年第 5 期）